霍华德·马克斯备忘录：经济规律决定现实
霍华德·马克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投资人撰写“投资备忘录”，2000年1月份的投资备忘录中，他预言了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后声名鹊起，“投资备忘录”成为华尔街的必读文件。
本篇为霍华德·马克斯今年5月26日撰写的投资备忘录，主要探讨经济规律决定现实这一主题，分析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提出的那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并解释这些做法为何行不通。
1977 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美国能源前景堪忧，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总统成立了能源部，任命詹姆斯·施勒辛格 (James Schlesinger) 为一把手。施勒辛格历任原子能委员会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早年在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在他就任能源部长时，流传着一个恶搞的段子，讲的是他在学术圈的轶事，很好笑。
这个段子是这么讲的：施勒辛格不遗余力地宣扬资本主义，学生们听得心悦诚服。听了他讲的经济学，两个学生决定毕业后创业。他们打算从银行贷款买卡车，在弗吉尼亚州农村收木柴，运到乔治城，卖给那里的有钱人。看到学生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施勒辛格热情地给他们鼓劲，两个学生走上了创业路。创业之初，两个学生的生意火爆，简直供不应求。
没想到有一天，银行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账上没钱了，要把他们的卡车收回去。两个学生赶紧向老师讨教。施勒辛格认真地听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收购了大量木材，50 美元一立方，他们也卖出去了大量木材，40 美元一立方。怎么能破产呢？哪出问题了？施勒辛格深吸了一口烟斗，说：“答案很简单，你们的卡车太小了，得买个大的。”
这个段子是恶搞施勒辛格的，施勒辛格不可能如此不堪，但是大多数普通人确实没见识，在经济方面，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他们不懂。现在正是选举季，候选人纷纷抛出对策，许下能带我们走出经济困境的各种承诺。借此机会，正好谈谈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我们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物理定律100%有效，经济规律不是这样，但结果的区间范围一般脱离不了经济规律的制约。在这篇备忘录中，我要指出央行和政府的一些举措，以及总统候选人的一些承诺，如何公然违背了经济规律。
上高中时，我听从一个好朋友的建议，选修了会计课。复式记账法有逻辑，有对称美，一清二楚。学完会计，我又选修了经济学，经济学同样富有逻辑。这些知识为我日后进入商业领域奠定了基础。
从关于施勒辛格的那个段子，我们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原理简单明了，经济规律客观可靠。50 美元买的东西，40 美元卖，哪能赚钱，很快就会破产。2000 年 1 月，在“bubble.com”这篇备忘录中，我讲了一个笑话，是我父亲 60 多年前给我讲的：
“我这都是赔本卖的。”
“那你这生意怎么做得下去？”
“我主要靠走量。”
在我们这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眼里，经济规律决定现实。（读者可能觉得奇怪，我以前不是取笑经济学吗？经济学和经济预测不是一回事。我蔑视的是经济预测，不是经济学。）本篇备忘录将探讨经济规律决定现实这一主题，分析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提出的那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并解释这些做法为何行不通。
我们先从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说起。央行掌握着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例如，降低向银行贷款的利率，或者直接买入资产（“量化宽松”，译注：量化宽松是指，为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应量，央行直接从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等证券。）从理论上讲，这两项政策都有增加流通货币量、刺激经济活动的作用。利息越低，流通的货币量越多，个人和企业的贷款、消费、投资意愿越强，经济活力也随之增加。
其实没这么简单。央行对经济活动的刺激是暂时的，它创造不了长久的经济进步。简单来说，GDP或全国总产值等于投入的劳动总量与单位劳动产值（即生产效率）二者的乘积。长期来看，这二者与流通货币量或利息无关。一国的经济活动水平取决于它的生产效率。
央行的举措可以有刺激或推动作用，但不能凭空创造经济活动。央行能做到的基本上就是把未来发生的事情挪到现在。央行的政策不能产生长期效果，它只能让事件加速发生，最终还是逃不过零和效应。正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的兰达尔•克鲁斯内尔 (Randall Kroszner) 教授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央行政策最大的作用在于：
央行可以遏制金融危机的广泛蔓延，防范金融崩盘把整个经济拖入泥潭。出现金融危机时，如果央行政策得力，完全可以避免恐慌给整个经济造成冲击，这时候就不能说它的政策是预支未来、寅吃卯粮了。
从前，汽车经常打不着火，往化油器里加启动液才能把车发动起来，但是启动液不是燃料，不能一直让车跑。
举个例子，鼓励人们贷款消费，人们手里有钱了，今天能买将来才会买的东西，或者买将来根本不会买的东西。有了低息贷款，本来是打算明年买的船，消费者可能今天就会买。不管贷多少款，人们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不变的，到将来还钱的时候，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买的船也会减少。
从过去七年的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a) 央行不遗余力，但它所期盼的经济增长还没实现；(b) 刺激政策一波接一波，效果越来越弱。
我的结论是：央行不能提高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每个经济体有其固有的增长率。决定长期产值的是这个增长率，不是央行政策。
中国、爱尔兰、西班牙、亚利桑那州，在过去几年里，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答案很简单：大量空置新房。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地方的政府和央行制定了宽松的融资政策，鼓励建筑行业，刺激经济增长。这样的政策对经济有奇效……2007-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那几年，经济就享受了这样的奇效。
建筑业的繁荣能带动就业、建材、以及支持服务和配套行业发展。问题是，受宽松融资政策的驱使，特别是在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都可以通过融资获得的时候，开发商会蜂拥而上，最后楼盘多的没人买。没人住的房子、没人用的办公楼、不赚钱的基建项目，在短期内能拉动 GDP，但是会给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沉重负担，那些贷款给建筑公司的银行负担最重。到最后，坏账要银行背，说不定还得政府出手纾困。再举个例子，有一家中国国有企业，舜天船舶 (Sainty Marine)，最近它频频见诸报端，因为它成了中国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上市公司。舜天船舶最早是做船舶买卖生意的，后来开始自己造船。在船舶制造行业，公司签约造船，能不能赚钱却没保证，舜天船舶也一样。舜天船舶开展造船业务需要融资，从国有银行获得了贷款。国有银行借钱给国有造船厂，谁会考虑商业可行性？造出来的船，能签上租赁合约吗？租赁合约值钱吗？哪有人操这个心？
产能过剩的错误没法完全避免，关键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不顾经济常识，这样的错误更容易犯。无论贷款能否收回，发放贷款的人都无需负责，他们能慎重地驳回高风险的贷款申请吗？无论贷款能否还上，向银行贷款的人都不受影响，他们能拒绝唾手可得的融资吗？
贷款总有还不上的。贷款变成坏账，借贷双方都很受伤。有句话说得好，“破产之于资本主义，正如地狱之于天主教义。”当事双方都不追求盈利，也不担心亏损，怎么能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
有一天，我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听新闻，听说法国工人正在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反对修改劳动法，因为劳动法修改后，他们的工作就没那么稳定了。长话短说，法国工人希望保持现状：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35 小时，公司想裁员需要通过繁琐、冗长、难以预料的程序。法国工人还很享受着超长的假期和优厚的国家福利，这些也不想改变。问题是，工作时间、单位时间生产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还要享受高于平均水平的待遇，钱从哪来？繁荣富足不是政府或劳动监管部门能创造的。
在当前的竞选活动中，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呼吁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公立大学教育。所有候选人都保证捍卫当前的社保福利。其他因素不变，继续保持当前的社保福利，美国政府早晚要破产。这些福利都有代价，要么从 GDP（税收收入）里出钱，要么举债。政府不可能变出钱来。从这方面来说，政府和家庭或公司没什么两样。
为了变出钱来，有的政府想了一招：向富人多征税。富人吗，自然是钱多的用不完，别人比他们钱少，不一样生活？
这十几年，“民粹主义”在政治舞台上日渐盛行。民粹主义者给社会各阶层划分界线，声称自己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其实是为了利用低收入群体的仇富心理。受全球化、业务外包和技术进步的冲击，有些工人阶层被甩在了后面，他们对经济现状感到不满。民粹主义者利用了这一点，在当前的美国大选中很有市场。两党中的“局外人”或新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和伯尼•桑德斯——这招用的最高明。他们告诉民众现在的经济搞得不好，让他们把气撒到富人身上。现在连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提到有钱有势的人时都说：“天平偏向了他们一边，……我要重新洗牌。”
税收政策是政界人士发泄阶级情绪的主要工具。他们一般都会说这句老掉牙的话：“我们不是想敲富人的竹杠，就是要让富人交他们该交的。”我在“It’s All Very Taxing”（2011 年 11 月）这篇备忘录里讲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a)“该交的”是多少无法判断；(b) 各路专家众口纷纭；(c)“该交的”似乎总是要多交。
应该说，大多数民主社会都会出现这个阶段，大众认为顶层的社会精英是现金奶牛，有挤不完的奶。“再榨他们一点，他们只能干瞪眼。”其实，“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什么好事。首先，有能力的成员为社会做贡献会得到丰厚的奖赏，这样的社会才能更好的发展；其次，税收与罚没无异，这会扼杀人们奋发向上的斗志；最后，政府增加税率，纳税人未必毫无反抗之力。
4 月 30 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大纳税人搬走，新泽西州担忧”(One Top Taxpayer Moved, and New Jersey Shuddered)。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纳税人对增加税率的反应，文章开头讲了新泽西州收入最高的人搬到了佛罗里达州。（新泽西把最高档次的所得税税率从 1996 年的 6.37% 增加到现在的 8.97%，而佛罗里达州不收州政府所得税。）
新泽西州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 John Bramnick 说：“要是你一年赚几亿，要把 10% 交给新泽西州政府，你自己算算是多少。搬到佛罗里达州，一年能省几百万，怎么能怪人家搬走呢？” ……
在纽约、加州、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纳税最多的 1% 缴纳的税款占所得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几个甚至一个亿万富翁贡献的税收都会对这些州的财政收入和预算产生明显影响……
根据加州政府公布的数据，2013 年，加州收入超过 500 万美元的 5,745 位纳税人缴纳了 100 多亿的所得税，占该州纳税总额的 19%。“对于依赖所得税的各州来说，这些富人打个喷嚏，他们所在的州就要感冒……”
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少交税而搬家，但有些人会。美国 50 个州里有七个州是不征收州所得税的。政府要收税，但也别忘了纳税人是活的，不是说把税率增加 10%，就能多收 10% 的税。南茜和我在纽约发现很多人的居住地是佛罗里达州，经济规律决定现实，政府别总想着向富人过度征税了。
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国家，公民无论居住在哪，收入是在哪来的，他们在全球各地赚取的收入都要交税，美国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就算搬到国外，美国人也逃不掉联邦政府征收的所得税。（美国人可以缴清假如出售所有资产、实现所有增值需要交纳的税款，放弃美国国籍、无法经常出入美国，这就能脱离美国的税收体系了，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
除了美国，其他各国的富人，要被敲竹杠的时候，几乎都有比较简单的应对办法。（几年前，法国实施最高档 75% 税率时，首富都搬走了。）大多数政府都明白，他们可以增加富人的税率，但基本不能把富人留住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交税。
为了更轻松的实现财政目标，政府还有个办法：开动印钞机。但是市场中货币泛滥，会导致货币贬值。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了，最后却会发现，钱包鼓起来了，钱却不值钱了。
在“The Limits to Negativism”（2008 年 10 月）这篇备忘录中，我讲过魏玛德国政府把面值 1000 的马克加上几个零，印成面值 100 万的。虽然面值大了，还是只能买一只山羊。
马克迅速贬值。1921 年初，60 马克兑换 1 美元。1922 年初，320 马克兑换 1 美元。1922 年末，8000 马克兑换 1 美元。说起来难以置信，根据维基百科中的资料：1923 年 12 月，4,200,000,000,000 马克兑换 1 美元。1923 年，通货膨胀率激增到每月 3.25 x 10的6次方%（每隔一天价格翻一倍）。
有一家印钞厂，印刷面值 100 万亿的马克，它提交的报告显示，它印刷了 32,776,899,763, 734,490,417.05（3.28 x 10的19次方）马克。
政府制造通货膨胀能占一个大便宜，可以拿贬值的货币去还债。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制造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为了这个，以马克计算的开支和债务，应付起来更轻松了。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发生通胀，如此一来，国债的“真实”价值降低了，实际偿还金额就减少了。财政部和央行试图通过降息和增加流通货币量来助长通货膨胀。例如，在量化宽松政策中，美联储开动印钞机，买入流通的债务。他们认为，受此政策刺激，流通货币量会增加，商品价格会上涨，就能实现通货膨胀。
可惜，政府白费劲了，连通货膨胀的影都没看见。通胀是个很神奇的现象，可能主要是心理因素导致的。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使劲浑身解数不知如何抑制通胀，今天，世界各国想尽各种办法不知如何引发通胀。典型的通货膨胀有两个成因：(a) “需求拉动” – 商品供给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或 (b) “成本推动” – 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目前，这两个因素一个都没出现。一些国家本来打算诱发通胀，减轻偿还债务的负担，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微弱，它们很失望。
那些想提振经济的政界人士手里还有一个货币政策工具：主动贬值。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自身汇率，提升本国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
举个例子，美国想要增加商品出口数量。商品越便宜，出口才越多。生产成本降下来，商品才能便宜。要是成本降不下来呢？降低购买价值一美元的商品所需的外币不就行了。
假设一件美国商品售价 100 美元，鲁里坦尼亚王国的 10 个铜板可以兑换 1 美元。这件商品在鲁里坦尼亚王国的售价是 1000 个铜板。我们把汇率变成 8 个铜板兑换 1 美元，鲁里坦尼亚人花 800 个铜板就能买来这件商品，美国卖家还是收到 100 美元，但是鲁里坦尼亚人支付的铜板降低了 20%。于是，美国商品在鲁里坦尼亚王国的销量暴增。
货币走弱能提升一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该国民众要支付更多的本国货币购买进口商品。这和本文讨论的其他现象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最基础的经济效率没得到提升，一个国家想单凭政策改变现状，肯定会有副作用，肯定改善不了长期前景。
还有个问题，一个国家的主动贬值是针对另一种货币贬值，要是几个国家同时主动贬值呢？中国想要人民币兑日元贬值，日本也想日元兑人民币贬值。这个现象叫“竞争性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所有国家同时主动贬值，谁都实现不了贬值……怎么贬都不行。
对货币贬值和汇率的讨论，往深了分析，肯定要涉及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问题。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议题之一，它左右着经济进程和政治话语。
二战时期，欧洲和日本饱受战火摧残，美国本土得以幸免，经济社会发展未受干扰。当时的美国公司势头强劲，富庶的美国消费者有旺盛的需求。在大多数领域，美国产品都是世界一流。那时根本没“进口车”，我们的父辈（或祖辈）的电视机、音响、各种家电，都是国产的，那时候美国人穿的衣服都是美国制造。
在蒸蒸日上的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生产者、劳动者都欣欣向荣。从很多方面来讲，美国人当时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也是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在“What Worries Me”（2008 年 8 月）这篇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水平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同样的工作，美国人的工资全世界最高。只要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还在，只要维护现状的种种壁垒还在，我们就还能享受这么高的生活水平。可是将来怎么就能一直这样？凭什么一直这样？
假设有两座城市。A城工作多，人少；B城工作少，人多。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同样的工作，A城的人比 B城的人工资高。因为人们无法自由迁入A城，所以A城的人工资始终高。加入能自由迁入B城的人肯定会流入A城，最后，两座城市会变成工作机会和劳动力均等，同工同酬。因为资源无法自由流动，才有地域不平等。
过去一百年里，受种种壁垒保护，我们的薪酬一直很高。其他国家，有的产量不如我们，有的资金不如我们，有的战争不断。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都更胜一筹。高运输成本、固有的偏见（我小时候，“日本收音机”是“劣质”的代名词）、法律限制（例如，禁止外国航空公司在美国市场自由竞争）等因素可能都对美国的薪酬起到了保护作用。过去的国际贸易还没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因素渐渐改变，我看不出来美国人怎么就能长期保持高人一等的薪酬……
1949 年，一个名叫大众甲壳虫的小车来到了美国。这种小车很怪异，圆形的、发动机在后面，但这家伙真便宜，只要 1,300 美元左右。美国人最开始都说外国车质量不行，但是外国车的质量越来越好。超值的性价比消弭了文化抵触，进口车市场份额节节攀升。
大众第一年卖了两台，第二年卖了几百台，第三年卖了几千台。后来，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来了，它们也大获成功。1949 年，大众刚来美国时，只卖出两辆甲壳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1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签署了“自愿限制协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将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限制在每年 168 万辆。紧随日本的脚步，韩国也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如今，在美国汽车市场销售份额中，外资品牌占据 55%。外国能大量出口到美国，主要是成本低。（当今美国市场上的大量外资品牌汽车其实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这些建在美国本土的汽车厂没工会，包括福利在内的劳动成本是每小时 10 美元，折合到每辆车上是 250 美元，低于受工会约束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以前外国车在海外生产时，成本差距更大。）
外国车物美价廉，美国车的市场份额必然下降。美国车卖的少了，美国汽车厂的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必然下滑，逐渐与他们的外国同行接近。20 世纪，在贸易壁垒、高运输成本、强势工会和旧有优势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工人一直过着比外国工人更好的日子，但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最终还是无法逃避现实。
举个例子：汽车工人工会为汽车工人争取到了优厚的福利待遇，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在分析中指出：
2005 年，福特的每小时平均工资是 27.41 美元，外资汽车厂商的平均工资是 23.79 美元，相差 3.62 美元。加上法定福利、退休金、退休医保以及其他退休福利，二者分别是 64.88 美元和 44.33 美元，差距拉大到 20.55 美元。
外国汽车制造商的福利负担低，成本低，美国汽车制造商背着高福利成本，在汽车销售中面临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在全球化的世界，A 国的工人愿意比 B 国的工人拿更低的工资，B 国的制造商只有四个选择：
同样的产品，卖更高的价格，丢失市场份额；
成本更高的产品，卖一样的价格，少赚甚至亏损；
品质更低的产品，卖一样的价格（长远不了），或
让政府针对进口商品设立贸易壁垒，例如，通过征收关税拉平售价，或通过设置限额抑制竞争。
正因为如此，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江河日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宣告破产（不破产就无法削减成本、甩掉沉重的福利负担），福特彻底重组，否则也活不下去。从那以后，美国工人的薪资待遇就缩水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当前工人阶层对现状不满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些政界人士说，“我们要恢复流失的工作岗位。”我从一开始就特别想在这篇备忘录里讨论一下这句话。唐纳德•特朗普反复承诺，他要让商品在美国国内生产，解决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到其他国家的问题。伯尼•桑德斯反对自由贸易，他说，我们必须“制定贸易政策，让美国公司在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而不是国外”。他们的说法行得通吗？
（补充内容：1979 年，美国制造业有 1950 万工人，数量达到顶峰，今天只有 1230 万人，减少了 37%。那么制造业产值的顶峰是何时出现的？答案是今天。吃惊吧？美国当前制造业产值接近历史最高，大概是 1979 年的两倍。产值翻倍，工人数量减少三分之一，这说明人均产值翻了三倍。如果生产效率还停留在 1979 年的水平，要实现今天的产值，我们需要增加 2500 万工人。就算 2001 年以来，有 32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了中国，因为生产效率改进而流失的工作岗位要远远更多。政府想保住就业岗位吗？或许禁止生产效率提高就行了。这让我想起了 19 世纪初的卢德派分子，这些英国纺织工人仇视工业化，他们成群结伙地破坏省时省力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法令还是意志，都无法阻碍经济的发展进步。）
假设我们美国能比中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手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个假设没什么不切实际的，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不到 9000 美元。）假设中国生产的手机出口到美国，成本是 100 美元，在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是 150 美元。这样的话，特朗普或桑德斯当局有如下选择：
禁止进口手机，要求在美国国内以 150 美元的成本生产；
找到愿意以中国的工资水平工作的美国人，将成本降到 100 美元，或
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让中国厂商的成本达到美国厂商的水平。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在现实今日应该行不通。第二个办法同样不可能，哪有美国人愿意做苦工，而且每小时不到 5 美元的中国工资水平也违反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这就只剩下第三个选择了：关税。事实上，特朗普先生说了，他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 35%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征收税率不等的关税。
这种做法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么高的关税可能与我们已签署的贸易协议不符。除非毁约，否则我们不能征收这么高的关税。
还要考虑报复性措施。难道其他国家不会同样对美国加收关税吗？我们的制造业岂不会更受伤？正如《纽约时报》 5 月 3 日的文章中写的：“打贸易战能发泄失业工人的心火，却创造不了更多就业。”
美国债台高筑，将来要再融资时怎么办？要是有一天，我们最大的债主中国心意变了，不想再买我们的国债了，怎么办？
为了防止冲突，美国一直致力于扩大贸易协议，增加壁垒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吗？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简单的，哪个美国人愿意多花一半的钱买手机？
经济常识不寻常。有些选民支持“恢复流失的工作岗位”，他们想过吗，按照美国工资标准制造产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会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看他们没想过。一方面是 320 万美国人的制造业岗位会流向中国，另一方面是数亿美国人要花更多的钱买进口商品，如何权衡取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限额、关税和补贴都是政府保护特定行业的手段，没了保护，这些行业会被国际竞争对手打垮。这就是政策可能导致的扭曲。没了关税、补贴，有的行业活不下去。因此，在制定关税和补贴政策时，决策者其实是默认要让这些行业要活下去，而国内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就得支付更高的价格，没关税的话，他们可以买更便宜的国外货。
是要补贴农场主，还是要让美国人能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农产品（国内农场主则破产）？抛开国家战略不谈，我们是要保护那些没竞争力的行业的就业岗位，还是要让广大美国消费者降低生活成本？无论那个问题，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本文中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经济规律，不能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问题肯定不是这么简单，但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愿意领更低的薪水做同样的工作。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美国人不可能像从前一样既享受制造业的高薪工作，又买得到廉价的商品。征收关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要美国工人要求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可能做出太多贡献。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经济规律决定现实，我们面对的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前面提到了薪资，我们接着讲讲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政府最早在 1938 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中确立了每小时 0.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后来这个标准提升了 22 次，现在是 7.25 美元。各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尽相同：有不限制的，有最低工资标准更高的或更低的，大多数是和联邦标准相同的。
今年，加州将最低工资标准从 10 美元提到 15 美元，纽约州从 9 美元提到 15 美元。工人的最低薪酬增加了，他们增加的收入从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很激烈，众说纷纭……其实，背后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保守派和商界人士认为，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和工人都没好处。工资高了，竞争对手成本那么低，企业的生意做不下去，员工的工作也保不住。在销售价格和非用工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蛋糕就那么大，一部分是员工的薪水，一部分是企业主的利润。政府规定增加员工薪水，企业主那块蛋糕大小不变，薪水那块肯定只能给更少的人吃，于是有人就会失业。要是从企业主的那块蛋糕里切一部分提高薪水，新增企业就会减少，有些企业还会关门，一样是有人失业。
自由派和工会组织则坚信提高最低工资不会产生严重影响。全美就业法律计划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对 1938 年以来联邦政府的 22 次提升标准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就业未受影响。有几次提升标准后，就业机会减少了，但这些情况出现在经济衰退时期，或许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无关。
双方针锋相对（或许双方都不完全正确），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有些行业没差异化（例如，快餐行业），如果它们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比邻近的州高出许多，这合适吗？ 在同一个州，不管劳动密集程度如何，所有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 在同一个州，不管利润率是高是低，所有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医院等非盈利机构非常需要低用工成本，它们该怎么办？ 在同一个州，不管经济发达还是落后，生活成本是高是低，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 研究表明，历史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没影响就业机会增加，但是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提升一点，而是提升 50-100%，何况美国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都不如从前，这样的研究真有借鉴意义吗？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要实施 15 美元的最低联邦工资标准。15 美元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州、所有城市吗？（纽约州和加州在提出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时的做法是不同地区、不同对待。）假如一刀切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要逐一给每个地区设定合适的标准，这么艰巨的任务，哪个政府部门来做？
我讨论这些的目的不是要给出最低工资问题的答案，而是想说明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规定更高的工资标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就都提高了？不可能。有些企业的效益会降低，有些会难以为继。创业热情可能受挫。自动化生产设施的盈亏平衡点会进一步降低。（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前麦当劳 CEO 说，提高最低工资，机器人会抢走更多工作”。）可能有人失业，有人找不到工作。别忘了，政府和监管部门不能创造财富，它们只能重新分配财富，它们产生的影响受零和效应制约，从长期看尤其如此。
伯尼•桑德斯公开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敌视商业，特别是金融行业。他说“华尔街的商业模式是欺诈”。看来桑德斯要用强硬手段调控经济，他没说具体怎么做，但表示要把大银行拆分。
我不深入分析他的政策违反哪些经济规律了，只提几个问题：美国能跻身世界经济一流行列凭的是什么？（要是他否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巨大贡献，那么我们不同意。） 曾经实施计划经济而繁荣的那些国家哪去了？苏联和东德的结局怎么样？（东德和西德近在咫尺，它们的发展演变我们亲眼目睹，还有更好的对照实验吗？）古巴、委内瑞拉、越南的普通老百姓过的怎么样？为什么中国一直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
我们来看一个当前正在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2016 年 5 月 12 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就拿控制物价来说，价格管制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只是食品和重要药品，还有汽车电池、基本的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卫生纸。控制物价的目的原本是抑制通货膨胀，让穷人买得起日常用品。但凡对经济学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规定商品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哪个商家都卖不起。官方价格很低，但都是虚的，这些商品都消失了。
你可以控制商品价格，但没人按你的价格生产。这就是经济规律决定现实。
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的物价管控只是经济陷入混乱的一个缩影。这是因何而起的呢？
曾几何时，委内瑞拉“给人的印象是现代化、民主，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到美国”，是一个富足、宜居的国家。
在如火如荼的石油繁荣达到最高潮时，委内瑞拉坐拥世界最多的石油储量，过去 17 年里，石油给它带来了 1 万亿美元的收入。乌戈•查韦斯 (Hugo Chavez) 领导委内瑞拉多年以后，2013 年，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继任。
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查韦斯自称代表穷人利益，立誓要把国家的财富分配给普通大众，他提出了“21 世纪社会主义”行动。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马杜罗将其付诸实践，结果整个国家陷入了灾难，这是全世界亲眼所见……
在过去两年里，委内瑞拉轰然倒塌，除了爆发战争，还没有哪个中等收入国家出现过这种现象。死亡率激增；公共服务一个接一个地瘫痪；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让 70% 的民众陷入贫困；犯罪案件频发，没人敢夜晚外出；人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长队才能买到食物；医院缺少最基本的药品和设备，新生儿大量夭折，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大批死亡。
一个曾经富足、曾经现代化的国家，实施了中央计划经济，就陷入了这样的命运。我们也想试试吗？
经济规律决定现实，从理论上讲，短期内政府能做到的是：
2、让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改善另一部分人的生活（例如，富人 vs. 穷人）；
3、鼓励一种活动，抑制其他活动（例如，为获取资本利得投资 vs. 为获取股息投资）。
我们可以说此类政策行之有效，也可以说它们干预了经济的自然运转。这些政策试图取得自由市场中不会出现的结果。有时候，结果不见得就好，有时候，因为出现预料之外的后果，已经制定的法律反而要撤销。有的问题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各执己见，例如，资本收入所得税和劳动收入所得税二者的高低问题。有的政策其实只是回馈金主或选民的支持。
上面列举的是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政府决策，有很多事情是政府做不到的：
刺激政策无法创造经济增长、财富或繁荣。一个经济体生产的财富数量是一定的。财富可以重新分配，但无法凭空创造。
政府不能让所有人同时受益，基本上只能把一个群体的利益拿过来，分给另一个群体。例如，政府可以增加关税，提高落后行业中工人的薪资，但国内的消费者就要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总的来说，政府要让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损失。对所有人来说，政府的决策几乎都会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法国可以立法保护员工，让企业难以裁员，但是这个政策会削弱企业家和企业主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创业、扩大规模或招聘新员工。
政府可以激励和推动人们朝某个方向走，但是经济（或经济中的人）未必按政府的意愿行事。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刺激消费，日本政府向市民邮寄支票（这个现象被称为“用直升飞机撒钱”）。但是市民很保守，把钱存到了银行，还是不消费。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的行为是典型的“推绳子”（译注：push on a string，绳子只能拉，不能推）。
根本性的改善，例如，明智的投资激励、税收体系、基础设施等，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为整个社会创造巨大的长期收益（未必其中的每个个体都得到好处）。只靠短期操纵，不可能凭空创造财富。最后，我借用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若想靠税收（或刺激、贬值）走向繁荣，无异于一个人站在水桶里，想拎着提手把自己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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